次级银行危机：英格兰银行1973年的“救生艇”

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傍晚，一群清算银行的高层被召到针线街的英格兰银行，商议如何处置一家名叫雪松控股的金融公司。雪松按二次抵押的利率向房主放款，所需资金则借自同业市场。它的债权人已经停止展期存款。在场的人判断，如果雪松在圣诞周末倒下，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会在一月倒下，再下一个会在二月倒下。

磋商持续了整个星期六，直到星期日凌晨。巴克莱、国民西敏、希尔·塞缪尔和王室代理处合计拿出约7,200万英镑的额度，雪松在星期一照常开门。而在此五天前，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张罗一件更大、更长久的东西——一只常设的支援基金，参与其事的人当即都把它叫作“救生艇”。

在此后两年里，救生艇向26家英国存款机构合计放出约13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自己承担的损失约为1亿英镑，接近它当时全部资本与准备金的总和。

《竞争与信用调节》放开了什么

1970年英国的银行体系是一个带着规则手册的卡特尔。伦敦的清算银行按公定利率共同议定存贷款利率，英格兰银行则以下达上限和提出要求、而非以定价的方式来控制信贷总量。没有人能以价格竞争，创新因此迟缓。

1971年5月，英格兰银行发布了题为《竞争与信用调节》的咨询文件，自当年9月16日起，旧安排不复存在。利率卡特尔结束了。放贷上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清算银行12.5%的储备资产比率，以及征收特别存款的权力，信贷将按其成本而非按针线街的指令来配置。

英格兰银行的官员当时推断，竞争会改善信贷配置，价格机制会抑制其数量。邓肯·尼达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该行严重误判了银行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当货币开始以无人预料的速度增长时，当局顾虑对按揭市场和政府自身借款成本的影响，不愿把利率提到足以刹住它的高度 (Needham, 2014)。

1970年起出任财政大臣的安东尼·巴伯又添上财政的燃料。他1972年3月21日的预算减税远超10亿英镑，并给出了明确目标：产出应在1971年上半年至1973年上半年之间按每年5%的速度增长。数周之内英镑便承压，并于1972年6月23日转入浮动，货币政策恰在最需要对外锚定的时刻失去了锚。广义货币在1972年增长约四分之一，1973年再度如此。

谁拿走了这些钱

新增信贷流向何处，比它有多少更要紧。清算银行把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借给了第二层机构，那些机构不受英格兰银行监管，多数它连详情都未曾听闻。

这就是次级银行，或称边缘银行。其中许多依据1967年《公司法》第123条取得身份——该条允许贸易部认定某家公司从事真正的银行业务，主要是出于税务目的。一纸第123条证书给了“银行”这个词，却没有给任何审慎规则。英格兰银行的正式监管只及于它自己名册上的机构，而边缘银行在名册之外。

它们的经营模式整齐划一而简单：在如今资金充裕、按实际口径计算又便宜的批发同业市场上借短，再以商业和住宅地产为担保贷长——地价涨得够快，借款人的权益增长快过利息累积。伦敦写字楼租金在1970年至1973年间大约翻了一番。一些资产基础平平的地产公司，把自己变成了几亿英镑的资产负债表。

1973年的政治空气，早在这个圈子的财务垮掉之前就已转向。5月15日，爱德华·希思在下议院为自己的政府就朗荷事件辩护时，说出了一句从此黏在整个行业身上的话：那是“资本主义无法接受的那张脸”。当年秋天的工党大会上，丹尼斯·希利扬言要把地产投机者挤到“籽儿都迸出来”。

1973年11月

导火索是伦敦与郡证券，一家边缘银行，其副董事长恰是自由党领袖杰里米·索普。1973年整个秋天，新闻界对其账目的追查，终结于11月底的一次利润公告，市场把那读作认账。股价崩了，其他每一家边缘机构的储户都开始追问：还有谁背着什么。

信用事件发生的时机再糟不过。赎罪日战争于10月6日爆发，随之而来的石油禁运与油价翻两番，已在英国经济和更广泛的金融体系中层层传导。全国矿工工会11月12日开始拒绝加班。11月13日，英格兰银行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3%，为其历史上的最高纪录。12月13日，政府宣布自新年起工业界改行每周三天工作制，以节约燃煤发电。

股市所定的价格，近乎是国家崩溃的价格。FT30普通股指数在1972年5月19日见顶于543.6，此后跌穿整个1974年，到1975年1月6日为146.0——跌幅73%，是该指数有记录以来最深的一次。

救生艇

戈登·理查森出任英格兰银行行长还不到半年，边缘银行就开始倒下。1973年12月19日，他召集英格兰与苏格兰各清算银行的董事长，谈成了一项联合支援方案，由副行长贾斯珀·霍洛姆主持的管理委员会负责运作。

这一架构刻意采取互助形式。清算银行提供回存资金的90%，英格兰银行提供10%，这意味着商业银行承担了大部分敞口，因而也承担了大部分约束它的动机。支援的形式是以惩罚性利率替补同业市场撤走的存款，以受援机构的资产为担保，并把其管理层置于监督之下。

福里斯特·凯皮的英格兰银行官方史梳理出了其中的道理。边缘银行本身规模不大，单个来看都可以舍弃；该行所惧的是它们的倒闭会沿着链条上溯到为其提供资金的清算银行，再由此波及伦敦作为存款存放地的国际地位 (Capie, 2010)。救生艇不是对边缘银行的搭救，而是一套装置，用来把边缘银行拆解得足够慢，慢到清算银行能挺过这个过程。

到1974年3月，清算银行开始退缩。面对一个担保物每月贬值的行业，支援额已超过10亿英镑，委员会遂将进一步的承诺封顶在约12亿英镑。超出部分只能逐案处理，实际上就是由英格兰银行独自承担。

斯莱特·沃克证券便是如此。吉姆·斯莱特建起了伦敦最令人艳羡的投资机构；这家从拆解资产的机器转型而来的银行集团，其股价一度使他成为新兴金融城的象征。它的海外头寸和股票交易亏损超出了救生艇的职权范围，1975年10月，英格兰银行提供了约1.1亿英镑的担保额度。斯莱特辞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接任董事长。斯莱特后来对自身处境的描述，是所有人对这段时期最精炼的概括：他写道，自己成了“一个负数百万富翁”。

王室代理处的情形更糟。这是一家为海外政府处理财务事宜的法定机构，它通过一项白厅无人过问的自营业务，把自有资金贷给了地产和次级银行。亏损达到约2.12亿英镑，政府不得不出面兜底。费伊调查委员会1977年报告称，这个机构漂进了一门自己并不懂的生意，而主管部门未予以充分监督。

地产市场做了什么

每一家边缘银行的偿付能力都系于一个假设：商业地产能以接近账面的价格卖出。从1973年的顶点到1975与1976年的谷底，英国商业地产价值跌去约一半，地产股跌得更多。1972年12月出台的商业租金管制、新上任的工党政府提议的开发土地税，以及11%以上的按揭利率，把买家和出口一并抽走了。

1974年3月出任财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面对的财政状况根本不容许全面救助地产。通胀率在1975年达到24.2%。预算赤字向产出的9%扩张，两年之内政府将要去谈判那笔定义了这个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救生艇完整地熬过了政权更迭，这本身就值得注意：它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没有任何一部议会法案为它授权。

1979年《银行法》

英国一向靠谈话来监管银行。行长的眉毛——那道告诉某位董事长他做过了头的扬起的眉——在金融城小到能把所有人召进一间屋子时是管用的。1967年《公司法》第123条无意间造出了一类机构：它被称作银行，像银行那样融资，却不受任何人监管。

1979年《银行法》终结了这一点。该法把吸收存款列为须领牌照的业务，设立公认银行与持牌存款机构两个层级，赋予英格兰银行法定的核准与撤销权力，并建立存款保护基金，对英镑存款首1万英镑的75%提供保障。迈克尔·莫兰对这段政治过程的叙述，勾勒出长期偏好非正式权威之灵活性的英格兰银行，是何等不情愿地接受法定权力，以及1977年欧洲共同体第一号银行指令如何推着时间表走 (Moran, 1986)。

这套体制不久便显出不足。约翰逊·马西银行1984年10月不得不由英格兰银行以1英镑买下，由此有了1987年《银行法》和银行监管委员会。玛格丽特·里德的当代史出自一位全程报道此事的《金融时报》记者之手，其结论是：1973年的根本失败是信息的失败——英格兰银行并不知道边缘银行欠了什么、欠了谁、以什么作押，因为从来没有人要求它们报告 (Reid, 1982)。

同样的形态又重演了一次。2007年9月，当英国又一次有银行门前排起长队时，那家机构同样是用批发市场的资金支撑长期资产，而监管者再一次盯着资本而非流动性。戴维·金纳斯顿的英格兰银行史指出，救生艇留下的最持久遗产是这样一条原则：中央银行的职责会延伸到它并不监管的机构，只要那些机构的倒闭会触及它所监管的机构 (Kynaston, 2017)。

随着资产出售和贷款偿还，救生艇在1970年代后期逐步收场，过程之静，以至于没有哪个日期可以标记它的终结。被接上船的26家机构中，多数在随后十年里被拆解、吸收或清算，只有少数几家靠自身经营缓了过来。英格兰银行始终没有公布获救者的完整名单。

贾斯珀·霍洛姆的管理委员会在将近三年里每周开会，决定金融城的哪些名字可以熬过这一周；而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公众连这些会议正在举行都不知道。1973年12月，英国距离一连串银行倒闭只有三天之遥，而人们得知这一点，是在历史学家翻到那些档案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