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姆特-霍利關稅法，1930年：關上世界市場的大門

刊登在晨報上的請願

1930年5月5日，《紐約時報》刊出一份聲明，請求赫伯特·胡佛總統否決當時正擱在兩院協商委員會裡的關稅法案。在聲明上簽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共1,028位，來自179所院校與研究機構，其中包括耶魯大學的歐文·費雪、哈佛大學的法蘭克·陶西格，以及與斯沃斯莫爾學院的克萊爾·威爾科克斯共同發起此事的芝加哥大學的保羅·道格拉斯。聲明不過數百字，論證卻很緊湊：提高關稅會抬高美國人支付的價格，對那些問題根源在於過剩而非外國競爭的農民毫無幫助，會損害僱用人數遠多於受保護產業的出口產業，並且會在歐洲欠美國的美元多過它所能賺取之數的時刻招來報復。

請願書寫道：「我們確信，提高限制性關稅是一個錯誤。它總體上會抬高國內消費者必須支付的價格。透過推高價格，它會鼓勵成本更高的企業投入生產，從而迫使消費者補貼產業中的浪費與低效。」

六週後的1930年6月17日，胡佛還是簽署了法案。J.P.摩根公司的資深合夥人湯瑪斯·W·拉蒙特留下了自己遊說的紀錄：「為了請赫伯特·胡佛否決那部愚蠢的霍利-斯姆特關稅法，我幾乎跪了下來。那部法案在全世界加劇了民族主義。」不到三年，美國出口減少逾三分之二，十餘個貿易夥伴築起了自己的高牆，英國則放棄了八十年的自由貿易。

一部掙脫牢籠的農業法案

後來成為1930年關稅法的這部法案，起點是一個狹窄的承諾。農業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商品價格暴跌以來始終未能恢復：歐洲農場重新投產，美國的小麥與棉花失去了戰時溢價。胡佛在1928年競選中承諾透過提高農產品進口稅為農民提供有限救濟，並於1929年4月15日召集國會特別會期以兌現此諾。

國會交出的卻是另一樣東西。在奧勒岡州的威利斯·C·霍利主持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一打開稅則，每一個僱有遊說者的產業都趕來要求得到與農民同樣的待遇。聽證紀錄約有兩萬頁。化學、水泥、刀具、鐘錶和毛織品的製造商逐一解釋，為何唯獨自己產業面對的外國競爭才是值得加稅的例外。其餘的事由票權交易完成：為別人選區的水泥稅目投下贊成票的議員，指望著自己選區的陶瓷稅目也能得到一票。到1929年5月28日眾議院以264票對147票通過法案時，它已觸及兩萬多個應稅品目，而農業條款成了一次全面上調修訂中的小小部分。

接下來是猶他州里德·斯姆特的事。他是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自1903年起就坐在這個議場裡的摩門教使徒。參議院的攻防持續了十個月。民主黨與進步派共和黨人的聯盟在1929年秋削減了一批稅率，又在次年春天恢復其中一部分，法案終於在1930年3月24日以53票對31票通過。協商委員會再花去三個月，參議院於1930年6月13日以44票對42票通過協商報告。一部要把兩個人的名字送進百年爭論的法律，最終只贏了兩票。

胡佛本人對這些稅則評價不高，他公開的辯護幾乎完全依賴一個條款。第336條賦予美國關稅委員會權力，經總統公告，可將個別稅率上調或下調至多50%，以拉平國內外的生產成本。他主張這一彈性機制能把稅率制定從票權交易的委員會手中拿走。實際上委員會很少使用這項權力，使用時也偏向一邊，法定稅則依舊屹立。

藏在稅則裡的陷阱

比任何單一稅率更要緊的，是起草上的一個細節。1930年法中約三分之二的關稅是從量稅而非從價稅——按每磅、每打、每平方碼若干美分計徵，而不是按發票金額的百分比。物價平穩時，這一區別只是技術問題；在通貨緊縮中則不然。

1929年至1932年間，美國批發物價下跌約32%。一件價值50美分的商品若每磅徵稅10美分，1929年相當於20%的稅負；同一件商品跌到25美分時，同樣的稅就意味著40%。無需表決，也無需公告。以應稅進口品價值為分母的實徵關稅比率這一標準指標，從1929年的40.1%升至1930年的44.9%，並在1932年達到59.1%，為南北戰爭時期以來的最高。

道格拉斯·歐文做過把法律效應與通縮效應分開的算術。他的估計把該法自身的貢獻定在實施之初約6個百分點，將應稅商品的平均稅率從40.1%抬到約47%；餘下攀升至1932年峰值的部分，來自物價下跌作用於固定的單位稅額（Irwin, 2011）。國會寫下的是一部經濟越差、嚴厲程度就自動越高的關稅法，而這種自動收緊恰好與銀行倒閉以及維也納信貸銀行的崩潰出現在同樣的月份。

這些數字旁邊應當附上一個限定。應稅商品只占美國進口的約三分之一；免稅清單涵蓋咖啡、橡膠、錫、生絲以及美國並不生產的大多數原材料。若以全部進口為基數，平均稅率在1933年見頂於19.8%左右。而進口本身約為美國產出的4%。無論斯姆特-霍利法對世界做了什麼，它都不是透過美國進口帳單的直接算術做到的。

來自外部的回答

報復在墨跡未乾時就開始了。加拿大有五分之二的出口銷往美國，已經忐忑地注視這部法案整整一年。麥肯齊·金總理1930年5月的預算對十六種產品課徵反補貼稅，這些產品都是精心挑選、足以讓美國出口商感到疼痛的。金仍在7月的選舉中敗給了R.B.貝內特，後者的競選承諾更為直白。談到關稅時他說：「我要用它們，為你們轟開那些一直對你們關閉的市場。」貝內特在1930年9月再次提高加拿大關稅，並擴大了對英國商品的優惠。

最大的轉向來自英國。這個自1846年廢除《穀物法》以來靠開放貿易運轉的國家，於1932年2月通過《進口關稅法》，開徵10%的一般稅，隨後在當年7月至8月於渥太華召開帝國經濟會議，在帝國內部築起一個特惠集團。在廢墟尚新之際執筆的約瑟夫·M·瓊斯逐國追蹤了這一連鎖反應，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這部法律同時為各國政府提供了藉口和政治掩護，讓它們得以採取一直想做卻不敢做的措施（Jones, 1934）。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後來把結果畫成一個螺旋。他把75個國家的月度進口總額自1929年1月起向內繪製，圖形從每月約30億美元一路盤旋到1933年3月的約10億美元，每轉一圈都更緊一分（Kindleberger, 1973）。美國的貿易緊貼著這條螺旋：商品出口從1929年的52.4億美元降至1932年的16.1億美元，進口在同樣的三年裡從44.0億美元降至13.2億美元。

其中關稅占了多少

把大蕭條歸咎於斯姆特-霍利是個由來已久的習慣，卻與證據不甚相符。巴里·艾肯格林的分析把這部法律視為一樁政治經濟事件而非總體經濟事件：它的直接緊縮效應並不大，從把支出轉向國內生產者這一封閉經濟的意義上說甚至可能是擴張性的，而它的害處是透過報復、以及透過擠壓那些需要賺取美元的債務國傳導出去的（Eichengreen, 1989）。那些國家背負著只能靠出口收入償付的戰債與賠款，而美國剛剛讓這份收入更難賺到。

計量估計集中在一個不大的區間。克魯奇尼與卡恩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為關稅戰建模，得到的產出損失約為美國國民生產毛額的2%——相對於接近30%的降幅算是小的，卻也並非無足輕重（Crucini and Kahn, 1996）。雅各布·馬德森研究的是世界貿易量而非美國產出，他把1929年至1932年收縮中的約三分之一歸於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其餘由所得崩潰與通貨緊縮解釋（Madsen, 2001）。

另一項主張涉及股市。裘德·萬尼斯基在1978年提出，1929年10月的暴跌由關稅法案在參議院推進的消息引發，他援引的是當月的聯盟表決。多數檢驗過時間線的歷史學家認為這種相關性很弱、因果並不可信；不過在黑色星期二之前，一個已被融資餘額繃緊的市場所計入的諸多憂慮之中，這部法案確實是其中之一。關稅無可爭辯地做成的一件事，是封死了走出衰退的一條通道：一個國內需求正在流失的經濟體，無法藉由那些因它自己的法律而正在關閉的市場出口自救。

選民很快作出了自己的裁決。霍利於1932年5月在奧勒岡州共和黨初選中敗給詹姆斯·W·莫特。斯姆特儘管在參議院待了三十年、成為華盛頓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仍於1932年11月敗給猶他大學政治學者艾伯特·D·湯瑪斯，其敗選幅度與胡佛本人的失利如出一轍。

赫爾的逆轉

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國務卿、田納西人科德爾·赫爾，用二十年時間論證貿易壁壘與戰爭彼此相連。他這樣寫下自己的信念：「不受阻礙的貿易與和平相契；高關稅、貿易壁壘和不公平的經濟競爭，則與戰爭相契。」他的工具是程序性的而非實體性的，而這正是要害所在。

1934年6月12日簽署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沒有廢除斯姆特-霍利的任何一項稅率。它把削減稅率的權力——在雙邊協定中最多降低50%，無需國會再次表決——從立法機關移交給總統。稅率制定離開了那些孕育出1930年稅則的票權交易委員會室，進入一個對全國而非對單個選區負責的行政部門。1934年至1945年間，美國與29個國家締結了協定，每份協定中的無條件最惠國條款把這些減讓向外擴散。這一架構在1947年成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而以回合談判而非以稅則立法的方式處理貿易的制度習慣，穿過由馬歇爾計畫出資的戰後重建，延續到半個世紀後的世界貿易組織。

1930年法從未被廢止。它的稅率在七十年的協定中被談判到無關緊要，但這部法律仍是美國海關法的根基，其中兩個條款至今每天都在使用。第337條允許國際貿易委員會攔截侵犯美國智慧財產權的進口商品，每年產生數十項調查；第338條則作為一項常設權力沉睡著，可對歧視美國商業的國家課以最高50%的關稅。委員會發出的每一份專利排除令，都立案於這部法律之下——1,028位經濟學家曾請求胡佛否決它，而他簽下它，是因為他曾向農民許諾過某種更狹窄的東西，那些農民最終什麼也沒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