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恐慌：美國第一次和平時期的大蕭條

1819年3月的第一週，費城發生了兩件事，決定了此後一代美國人如何理解貨幣。3月6日，最高法院就 McCulloch v. Maryland 作出判決，確認國會有權設立國家銀行，任何州都不得以徵稅的方式將其消滅。同一天，在栗樹街的合眾國銀行裡，股東們讓蘭登·奇夫斯就任行長。

奇夫斯是南卡羅來納的律師，曾任眾議院議長。他接手的這家機構只有約200萬美元硬幣，遠不足以對應數倍於此的負債；分行的帳簿從沒有人在費城查過；巴爾的摩還有一位監守自盜的出納。他的藥方是停止放貸，開始收貸。

不到十八個月，銀行大理石牆外的這個國家經歷了美國人尚無詞彙可以描述的事情。物價腰斬。拍賣會上曾以每英畝八美元成交的土地，兩美元也無人問津。在費城和匹茲堡，當時的人估計將近一半的勞動人口完全沒有工作。在財政部內部目睹這一切、並寫下後世沿用之定論的威廉·古吉，把整件事壓縮成一句話：「銀行得救了，人民破產了。」

此前的繁榮

1815年的和平釋放了大西洋兩岸積壓四年的需求。歐洲歉收，歐洲的工廠需要棉花，而美國出口商發現自己能把貨賣進自1807年禁運以來一直關閉的市場。1818年1月，紐奧良的棉花達到每磅32美分。小麥和麵粉隨之上漲。對任何擁有南部或西部土地的人來說，借錢買更多土地的算術是明擺著的。

聯邦的土地政策讓這種借貸變得容易。按1800年確立的賒購制度，在政府土地事務所購地的人先付四分之一，餘款可在四年內付清，價格為每英畝兩美元，最小地塊160英畝。一個手握80美元的移民，就能為一塊所有人都認定會繼續漲價的土地背上320美元的債務。1818年公有地售出約350萬英畝，是戰爭年份的好幾倍。

湊齊那四分之一訂金也更容易了，因為銀行多了起來。美國的特許商業銀行從1811年的88家增至1815年的208家，而且在整個繁榮期繼續增加。它們大多是州立機構，硬幣準備很薄，對於什麼才算鈔票的擔保，想法十分寬鬆。1811年第一合眾國銀行失去特許之後，再沒有誰會定期把它們的紙幣拿去兌換硬幣，於是這些紙幣便按當地習慣所容許的折扣流通。

湯瑪斯·傑佛遜曾眼看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獨立戰爭時期的紙幣上，並在1814年致湯瑪斯·庫柏的信中寫道：「當初銀行的敵人所預言的一切，如今都在應驗。我們從前被舊大陸紙幣所毀，如今將被銀行紙幣的氾濫所毀。」他講的是一套自己已經經歷過一次的機制，那是獨立戰爭的大陸幣貶值到一文不值的時候。

一個本該約束其他銀行的機構

1816年4月10日，詹姆斯·麥迪遜簽署了設立美國第二銀行的法案。資本額3500萬美元，是第一銀行1000萬美元的三倍半，期限二十年，總部設在費城。至少在發起人的論述中，它的宗旨是恢復統一的通貨：隨時準備以硬幣兌付自家鈔票，也把州立銀行的鈔票送去照樣兌付。

這種約束始終沒有出現。首任行長威廉·瓊斯是費城商人、前海軍部長，毫無銀行經歷，自己還有過破產紀錄。在他手下，各分行以本行股票為抵押放貸，用分行之間的匯票替代結算，並且在這家機構本該收緊的時候反而擴張。州立銀行在1817年2月名義上恢復了硬幣兌付，但它們的硬幣準備相對於負債微不足道，而它們之所以能矇混過去，正是因為合眾國銀行的姑息。

巴爾的摩最為嚴重。詹姆斯·A·布坎南主持該分行，詹姆斯·W·麥卡洛是出納，兩人向自己和同夥發放巨額無擔保貸款，用以投機本行股票。巴爾的摩辦事處的損失約達150萬美元。1818年11月25日，約翰·斯潘塞在眾議院動議設立委員會，查閱銀行帳簿並報告其特許條款是否遭到違反。瓊斯辭職，股東們在1819年3月選擇了奇夫斯。

麥卡洛的名字之所以出現在最高法院，是因為馬里蘭州試圖對該分行徵稅；約翰·馬歇爾在此案中的意見留下了每個美國法學生至今都要背的一句話：「徵稅的權力包含毀滅的權力。」銀行贏得了憲法上的豁免，而就在同一週，新行長開始拆解這家銀行放出去的信用。

緊縮

奇夫斯所做的，是一家力圖自保而非治理通貨的銀行會做的事。他收回貸款、拒絕展期、停止分行間匯票、對抵押財產取消贖回權，並把手中每一張州立銀行的鈔票都送去要求以金銀支付。那些發行量遠超兌付能力的州立銀行只有兩條路：停兌，或者把自己的放貸猛砍到能湊出硬幣為止。多數兩條都走了。

在一個貨幣總量本就不大的國家施加這種規模的收縮，結局只能有一個。拉爾夫·卡特羅爾關於這家銀行的歷史著作至今仍是其資產負債表的標準研究，他判定這家機構的自救，是用更廣泛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換來的 (Catterall, 1903)。莫瑞·羅斯巴德研究政策應對時說得更尖銳：銀行先前的擴張，恰恰造就了後來的收縮所清算的那種局面 (Rothbard, 1962)。

棉花自己就造成了大部分損害。英國買家在戰爭期間發現了印度的貨源，戰後仍繼續購買；美國的豐收運抵存貨充裕的利物浦市場，其餘便已註定。紐奧良的價格從1818年1月的32美分跌到一年後的25美分，再到1820年1月的16美分，並在低位停留了很久。每一個按1818年價格、用四年賒帳買地的種植園主，如今都要用只值一半的收成去償還那筆債務。

地面上的景象

困境沿著繁榮走過的路線擴散。在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的棉花產區，曾在拍賣會上把公有地價格抬上去的買主乾脆一走了之。在俄亥俄河谷，合眾國銀行的西部分行既是最草率的放貸者，又成了最凶狠的催收者，結果銀行擁有了整座整座的城鎮。它在辛辛那提的持有物一度包括該市相當一部分建築，都是透過取消贖回權取得的。

城市勞動力市場隨著支撐它的貿易一同崩塌。費城和匹茲堡的估計把失業率放在勞動力的近一半，費城的一些當時統計還要更高。仍設有債務人監獄的州，監獄住滿了人。戰時英國商品進口中斷，一些製造商趁機擴產，如今卻要與低價傾銷的英國貨競爭；關稅問題正因此在1820年移到美國政治的中心，並從此留在那裡。

約翰·C·卡爾洪1820年向約翰·昆西·亞當斯描述這片廢墟時，給出了當時任何官員都未能超越的精確概括：「這兩年之內，聯邦每一個地區都發生了財產的巨大變動：無數人徹底破產；眾多人陷入深重困苦；對政府普遍不滿。」

到1820年11月，特許銀行有267家、分行66處。克萊德·豪爾曼關於維吉尼亞的研究追蹤了即便在一個州內部，損害也何其不均：潮水地帶的商人與皮德蒙特的種植園主經由不同管道受創，又以不同速度復原 (Haulman, 2008)。

國會重寫土地法

華盛頓的第一反應是修補那個製造債務的機制。1820年4月24日的《土地法》徹底廢除賒購：此後公有地必須以現金購買。為使土地仍在能力之內，最低價格從每英畝2.00美元降到1.25美元，最小地塊從160英畝降到80英畝，於是100美元就能買下一筆。

這解決了未來，對過去毫無作用。移民仍按舊條件、舊價格欠著財政部的地款，其中很大一部分土地的價值已低於未清餘額。1821年3月2日的《救濟法》允許購地者退回付不起的那部分，並把其價值抵作其餘土地的欠款，同時再給八年時間結清餘額。此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國會還會不斷通過延期法案。

各州各自應急

州議會沒有這樣一件規整的工具，於是各式各樣的救濟紛紛出台：中止債務執行的延期法、給債務人數年寬限的返還法、發行州鈔的貸款所，以及廢除因債監禁的法令。債權人訴諸法院，法院往往站在他們那一邊。

肯塔基把這場爭論推到了憲法的極限。1820年，救濟派候選人拿下州議會，通過了一部對債務人格外寬厚的返還法。當肯塔基上訴法院以妨害契約義務為由推翻救濟措施時，約瑟夫·德沙州長治下的議會索性廢除該法院，另立新法院。舊法院的法官拒不承認這項廢除，有兩年時間肯塔基同時存在兩個發出互相矛盾判決的終審法院。法院改組於1826年被撤銷。

聯邦司法此前已經收窄了迴旋餘地。在1819年2月判決的 Sturges v. Crowninshield 案中，馬歇爾的法院認定紐約州的破產法在免除該法通過之前所成立的債務這一範圍內無效，理由是契約條款禁止如此。各州可以把債務人的身體從監獄裡放出來，卻不能解除他的債務。

1819年留下了什麼

安德魯·布朗寧的敘述把這一事件視為這個國家第一輪真正的經濟週期，而非一次政策事故，其成因是美國人當時尚不會解讀的、對大西洋商品市場的深度融入 (Browning, 2019)。兩件事同時為真：世界價格轉向了，而銀行的應對把一次貿易條件衝擊變成了一次貨幣緊縮。

復甦在1821年和1822年緩慢到來。尼可拉斯·比德爾1823年出任行長，此後十年把這家銀行辦成了近乎中央銀行的機構，用它作為政府財政代理人的地位和把州鈔送去兌付的權力，作為遏制濫發的常設煞車。他建起的機構運轉得足夠好，以至於摧毀它成了下一代政治的決定性戰役，終局便是安德魯·傑克遜對銀行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慌。

政治餘波比蕭條本身多活了幾十年。一家國家銀行利用自己的特許狀保全了自己，並在此過程中查封了從俄亥俄到阿拉巴馬的農場 — 失去這些農場的人和他們的兒子，也就照此投票。硬幣主義、對紙幣的敵意、對任何聯邦特許金融機構的猜疑，都比追溯到其他任何事件更直接地連向1819年。六年之後英國迎來自己的清算時，英格蘭銀行在1825年恐慌中的作為卻走向相反的方向：它不是從危機中抽身，而是向危機中慷慨放貸。

古吉在1833年發表了他的裁斷，當時傑克遜正在撤出政府存款，銀行的特許狀背後是十四年的爭議，前面只剩三年壽命 (Gouge, 1833)。整件事發生的時候他都在費城。讀他的人無需被說服：他們一直在以任何收成都補不上的價格，為已經不屬於自己的土地還款，還給一家硬幣完好無損、合憲性獲得確認、就這樣從這場風波裡走出來的機構。